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世界各区域的经济体在向低碳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会以两种方式进行推动。一种是压迫式，通过强制性的碳排放权配额来迫使企业做出战略调整，由此产生碳交易的强制配额市场;另一种是诱导式，通过支持减排项目来鼓励具体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由此产生碳交易的自由减排量市场。
从这两类碳交易市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应看，配额交易更适合减排成本较低、自我调整能力较强、可很快适应减排要求的排放实体，通常这些实体集中在工业、交通、能源等部门;而其他一些适应能力差的行业，更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来推动减排的实施，这些行业如林业、农业等通常排放分散，减排障碍较大，减排动力不足，适合应用减排量交易机制。从这两类市场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看，它们有很强的互补性：前者保证了效率，而后者在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因此，大多数配额交易系统都会允许使用一定限额的减排量指标。
减排量指标是一个缓冲器，它可以调节由配额供求失衡所带来的价格失灵的风险。这一限额虽然很少，但对配额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另外，对于碳交易市场来说，价格过高或过低都是致命的，特别是当配额交易系统自我封闭的时候，市场失灵都极易发生。因此，如果将配额交易系统与其他的减排量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连接起来，能适当地输出风险，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正是由于配额交易偏好于减排效率、减排量交易偏好于减排质量，所以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可有效地提高碳交易市场的稳定性和适应能力。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愿意承担减排责任的经济体，尤其是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两类交易市场发挥的功能都要利用，并且要尽量促使它们恰当地结合起来，以便在更多方面相互补充。
碳商品是一种虚拟产品，它的制造过程非常特殊，成本无法事先确定，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通过场内交易的方式来定价。但配额市场是基于强制配额产生的市场，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每个配额交易系统都会产生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与本国的减排成本直接相关，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愿意购买的外部减排指标的最高出价，所以各国的配额价格通常也是不同的。由此，碳减排量的定价便存在着困难。主流的定价方式像CDM一样参考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或其他交易平台的二级市场价格，同时结合场外的议价。另一种方式是采用场内交易，自动生成价格。但无论怎样，都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减排量总是流向价格最高的配额交易系统。
减排量交易本质上是用减排换资金的机制，资金的流向决定了减排量的去向。它的内部没有自我运转的动力，反而具有天然的寄生性，只能附属于某个配额交易系统。配额价格与减排量价格具有联动关系。一般情况下，以下的价格规律是通用的：配额价格>强制减排量价格>自愿减排量价格。如，减排量(CER)一级市场的价格始终低于欧洲二级市场，而CER二级市场价格又始终低于欧洲配额交易单位(EUA)。
如果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建立起了各自的配额交易系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引进来自项目的减排量，那么，这些交易系统之间是否有可能互联，从而形成全球化的碳交易市场?关键在于搞清楚促使全球碳交易市场形成的动因是什么及连接具有不同功能的碳交易市场的方式是什么。据易碳家了解到，对承担着减排责任的国家来说，减排的第一目标仍是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将提高碳商品的流动性，并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减排成本，这将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竞争的焦点。减排成本高的国家将试图通过国际贸易或者金融市场等渠道将减排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而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出售减排指标而获得碳资金。在这一利益博弈� | 
